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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要考虑进去。1954年9月,即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行不到一年,陈云同志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发言,回答统购统销政策将来是否会有改变时说,计划收购这一政策,今后要继续实行下去,因为由国家掌握重要货源是保证国家进行有计划建设所必需的。而计划供应,则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措施,只要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我国的统购统销政策实行了多年,说明陈云同志当时的估计是正确的。六1956年,我们党在毛主席带领下,掀起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热潮。毛主席听取了工交、财贸等方面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后,提出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周总理在党的八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经验。陈云同志也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发言,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的构想,即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在计划许可范围内按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是补充。这对于克服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出现的盲目求纯的思想,是一副对症良药。我在党的八大会议上的发言,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经验,讲了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的三种比例,即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国民收入中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者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不低于40%或者略高一点。1957年1月,陈云同志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示很赞成我的这种研究,认为寻找这些比例关系是完全必要的。接着他说,他想从另一个角度,试图寻找一些制约的方法,来防止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他提出的方法是,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物资应该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然后再进行必需的建设;人民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等等。他强调,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还是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由此可见,当时党内的调查研究和探索求实的气氛,确实是十分浓厚的。而陈云同志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党在发展经济问题上,开始出现冒进和反对冒进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1955下半年,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不适当地批判所谓“小脚女人”走路之后,在反对右倾保守的气氛下,第二年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生产指标过高、信贷突破计划过多等冒进倾向。针对这种倾向,陈云同志同少奇、恩来等同志一起,提出反对冒进,重点发展和适当收缩的方针。在陈云同志主持下,1957年的综合平衡工作搞得比较好,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商品货源显著地大于社会购买力,补足了上年的亏空。1957年1月,毛主席召开小范围会议,座谈1956年经济工作。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和我都发了言,一致认为1956年经济建设上“冒”了。先念同志从财政角度说,“冒”了30亿到35亿元。我列举了基本建设投资过多、挤了市场等十种表现。毛主席作了记录。但是,他实际上不同意反冒进,认为反冒进会给群众的积极性泼冷水。毛主席一向珍惜群众的积极性,这是十分可贵的,但他对经济建设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则考虑不够。毛主席批评反冒进,在1958年初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达到了高潮。陈云同志因病没有到会。周总理作了自我批评,表示由他承担主要责任。自那以后,陈云同志被错误地认为“思想右倾”。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经济建设遇到挫折的时候,毛主席又把陈云同志请出来,解决存在的困难问题。然而,陈云同志实事求是的作风,同当时“左”的急于求成的做法是不可能合拍的,在他主持解决了急待解决的问题之后,他的意见又不被重视,靠边站了。这时,他就潜心研读马列著作,以弥补工作繁忙时读书读得少的缺憾。当组织上需要他出来工作时,他又立即全身心投入,尽职尽力。例如,1959年的钢指标,经过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已分别降到1800万吨和1650万吨。但毛主席仍然放心不下,特地委托陈云同志进行研究。陈云同志带领财经小组成员,连续听了冶金部的六次汇报,经过认真计算和综合分析,提出“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就是1300万吨”。5月15日,他在给毛主席的信中,针对有的同志认为钢材定为900万吨太少的提法,勇敢地提出:“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2)”他的这个意见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1 2 3上一页下一页
[导读]62年粮食很紧张,陈云建议的解决办法有四条,其中之一是动员城市2000万人下乡。后来毛泽东在谈起这一条措施时很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七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主席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会后,在少奇、恩来、陈云、小平等同志主持下,又相继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扩大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如实地分析严峻的经济形势,深入地研究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在刘少奇同志主持的西楼会议上,陈云同志首先发表了讲话,大家三言两语插话作补充。少奇同志建议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同志再展开讲一讲,以便统一大家的认识。陈云同志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建议扩大到各部委党组成员,同时请富春、先念同志也一起讲讲。2月26日,陈云同志在国务院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会后,毛主席、党中央批转了陈云同志的报告,同时批转了李富春、李先念同志的报告,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反响很大。各地要求扩大传达范围,毛主席、党中央同意这一要求。陈云同志的报告起到了使大家了解全局,统一思想,步调一致地贯彻落实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决策的作用。当年陈云同志建议中央采取的关系全局的措施,主要有三项:一是动员城市2000万人下乡。那时粮食很紧张,解决的办法有四条:(一)调整农村政策;(二)工业支援农业;(三)进口粮食;(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他经过反复比较,认为这四条中,第一条是根本的,第二、第三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第四条是非采取不可的。后来毛主席在谈起这一条措施时很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二是通过几种高价商品回笼货币60亿元。1962年货币流通量达到130亿元,而社会必需流通量只要70亿元就够了,怎么办?就是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捅了几种确能收回一大批钞票的高价商品,哪里钞票多,就在哪里投放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60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三是坚决调整工业生产建设的高指标。陈云同志说,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因为在当时,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是第一位的。这些措施,对于迅速扭转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起了关键的作用。八1976年,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陈云同志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我在“管制”中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真是心中大快。1977年3月,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郑重提出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一是要重新认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二是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无关,应该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的发言反映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这就使我党拨乱反正的工作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第二年11月,陈云同志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率先站出来,要求中央认真平反历史上的几个重大的冤假错案。他指出: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之流炮制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目的在于借此打倒刘少奇同志,同时残酷迫害一批老干部。他们一面精心策划,把一些自愿反省出狱的人与53名经党营救出狱的同志混在一起,凑成61人之数,以混淆视听;另一面则严密封锁消息,谁也不准说毛主席、党中央知道这件事。就这样,这批坚贞不屈的同志沉冤莫白,遭到了长期的监禁,我更因此被关押、管制达12年之久。1978年底,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得到平反后,陈云同志很关心我的工作和身体。有一次我见到他,他对我说,许多同志对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不大了解,是否可以写篇文章介绍一下。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我请山西新军史料征集办公室写了一篇文章:《抗日战争中的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于1985年9月刊登在《人民日报》“学点革命史”专栏里。陈云同志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看后,都说这篇文章把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问题说清楚了。后来,陈云同志见我工作甚为忙碌,又特意书赠条幅,写了上文提到的“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能多做”这两句话。条幅上有他的手泽,弥足珍贵,但更值得珍惜的是他对我的殷殷关切之情。我一直把它挂在我的卧室里,朝夕相对,如见其人。九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3)”为了实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处在关键的地位,是全党公认的“领班人”即核心。陈云同志支持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新政策。随着年龄的增高,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已不可能像五六十年代那样从事领导工作了。1979年3月,陈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过他今后工作的问题。他说,要我当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是有问题的,一是体力上完全不行,二是经验还很有限。解放初期的经济规模比现在小多了。现在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复杂的情况,应付不了。还说,要我做工作,我也只能量力而行。他的这番话,现在听来,其真诚依然是很感人的。他根据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及时指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前进道路上,以及新形势下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建设方面,应该注意和研究解决的新问题,使社会主义中国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陈云同志针对权力下放以后,某些方面存在过于分散,尤其是中央财政连年出现赤字的现象,指出在搞活经济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尤其是中央的财力。他强调,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对此,小平同志赞赏说:“前一段我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4)”至于陈云同志常说的,无农不稳,无粮则乱;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等等,都是我们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陈云同志虽已高龄,仍能跟随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1992年7月,他在《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说,“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5)”这些发自内心的话,同样体现了陈云同志实事求是的精神。陈云同志在从事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生中,能够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总结了一套正确的思想方法。我们从他留下的著作中,不仅可以看到他对这些思想方法的专门论述和反复倡导,还可以看到他在研究解决各种复杂、困难问题的时候,是怎样运用这些思想方法的。这些思想方法,可以说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也是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具体化。陈云同志为我们党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向陈云同志学习,这是首先应该学习的。斯人已去,风范长存。正如江泽民同志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的:“陈云同志的业绩和著作,他的思想、品德和风格,属于我们伟大的党,属于我们伟大的国家和民族。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应该认真学习和研究陈云同志的著作,尤其是他的经济著作和党建著作,从中吸取历史经验和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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